保持定力　適應調控新常態(tài)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主導因素是結構性的，但也面臨不少周期性問題，最好的應對辦法就是底線管理。宏觀調控一方面需要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啟動強刺激政策，另一方面還要強調“底線管理、區(qū)間調控”。在區(qū)間調控中應更注重定向調控，瞄準突出問題確定“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功夫　　

　　全球經濟危機的大爆發(fā)宣告了世界經濟步入“大調整”與“大過渡”的時期。這種大時代背景與中國階段性因素的疊加決定了中國經濟進入增速階段性回落的“新常態(tài)”時期，并呈現出與周期性調整不一樣的新現象和新規(guī)律。因此，宏觀調控理論、調控模式及其工具也應該做出相應調整。

　　第一，“新常態(tài)”不僅具有堅實的事實基礎，還有相應的理論支撐。自2010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在本輪調整中呈現出幾個新現象：一是隨著GDP增速逐步回落，CPI卻保持相對穩(wěn)定，沒有出現整體性通縮；二是隨著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業(yè)水平并沒有惡化，反而在服務業(yè)的不斷發(fā)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業(yè)的財務指標依然不錯，但總體金融風險卻在持續(xù)上揚。傳統(tǒng)的周期理論和發(fā)展理論都不能很好解釋這三大現象，但潛在經濟增長理論與結構理論的新發(fā)展卻能夠充分說明這3個新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的主導因素不是傳統(tǒng)的總需求不足，而是潛在增速的回落，不是傳統(tǒng)的周期性波動，而是結構性的趨勢下滑。

　　第二，治理“新常態(tài)”的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應該轉換。鑒于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主導型因素是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調控理論就不能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就不能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因此，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一方面通過改革來重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強化總供給、總需求對于價格機制反應的靈敏度，另一方面通過化解深層次結構問題，創(chuàng)造新階段的增長源。

　　第三，宏觀經濟調控要強調定力，還要強調底線管理。目前中國不僅處于“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的疊加期，同時也處于房地產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貨周期以及固定投資周期的疊加期。這決定了我們依然面臨著不少周期性問題。

　　但是，如何區(qū)分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卻是大難題。在一個實際與潛在增速都存在易變性的時期，最好的辦法就是底線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業(yè)的底線和通脹底線，另一方面還要守住風險底線。守住這些底線，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觀經濟潛在水平的大致區(qū)間和經濟運行的合理區(qū)間。所以，宏觀調控一方面需要強調在面對趨勢性回落過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啟動強刺激政策，另一方面還要強調“底線管理、區(qū)間調控”。

　　第四，要不斷探索新的宏觀調控工具。這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一是將“微調”與“預調”常態(tài)化，在“新常態(tài)”框架中合意的增長速度是不斷變化的，因此需要不斷進行探索。二是打破“調控”與“被調控”的兩分法，將改革與調整貫徹到底。當前，結構性問題不僅出現在宏觀經濟運行體系之中，也出現在調控主體之中。因此，傳統(tǒng)的改革者與調控者都是被改革與調整的對象。三是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fā)的系統(tǒng)性風險。國際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傳統(tǒng)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防范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因此，在中國目前杠桿率過高、金融風險持續(xù)攀升的環(huán)境中，必須建立宏觀審慎監(jiān)管框架作為宏觀調控的第三只手。四是在區(qū)間調控中更注重定向調控，瞄準突出問題確定“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功夫。應該強化“定向寬松”與“定向收緊”相組合的結構政策，如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wěn)健的基礎上，對“三農”和小微企業(yè)進行定向寬松，對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yè)進行定向緊縮。五是突破傳統(tǒng)分類治理的教條，強化綜合治理的導向。在“新常態(tài)”中，社會、經濟、宏觀、微觀的運行體系都面臨重大調整，都將出現強烈的外部性，因此單一領域的工具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全面改革與調整需要各領域的多種工具相互配合進行綜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觀政策要穩(wěn)、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

　�。ㄗ髡邽橹袊�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

　　《 人民日報 》（ 2014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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